不尽的怀念
吴福元
前年春天，张希校长邀我写一点青年时代在黄色影片
（包括并入的长春地质学院）学习的经历。从1980年来到长春学习，至2003年调至现单位工作，我在长春度过了23年的青春时光。可以说，长春是我人生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地方。但说要提笔写点什么，又不知从哪儿说起，因为要写的东西太多。张希校长多次敦促我尽快完成“作业”。在他的“威逼利诱”下，我只能匆匆写下如下的文字，算作对长春学习、生活回忆的开始。
一、少年曲折
我1962年8月出生于安徽庐江的一个乡村。由于生活困难，全家在我出生3个月后逃至江西彭泽垦荒，我在那儿度过了我的童年。1969年底，父亲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而被打成“反革命”，全家由此被遣送回安徽原籍。1970年开始上小学，1975年由老师担保开始上初中，成为家里真正的中学生。1977年底，理论上我该初中毕业回家了。但那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那届初中生要延至第二年的夏天毕业。更重要的是，毕业后上高中要由考试决定，而不是先前的推荐制。
1978年夏天的那次中考，我是如此刻骨铭心。尽管初中那几年没学到什么东西，但半年的努力也有回报。我的考试成绩尚可。按照当时招生的规定，我可以选择上中专，这真的让我喜不自禁。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从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我不仅可以吃饱饭了，甚至还可以为家里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了！然而，事与愿违。我未能被录取为中专生，我只能去读高中，原因是政审不合格，因为父亲是“反革命”。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失望至极。可以想象，进入高中的我又重复了初中的经历，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是我无法逾越的一座大山。高中班主任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极力劝导我要好好学习，要相信国家的“有成分，不唯成分论”的政策。好在父亲于1979年平反，我也由此在第二年顺利通过高考来到长春学习。
二、大学学习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就开始了去长春的准备。家人、亲戚，甚至老师都不能确定，从家乡到长春究竟需要几天时间。幸好有位远房的亲戚要去蚌埠探亲，他可带我去合肥，以至于我到学校竟比入学要求的早了两天。到达长春后，我便被这座城市美丽的景色所吸引。街道两边高大的梧桐树，掩映着极具特色的各类建筑。雄伟的地质宫，几乎让我惊呆。听说李四光还是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我为能够进入这所著名的学府而倍感自豪。我不记得开学典礼的细节了。但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第一件是当时学校的张秋生教授向我们新生介绍他刚在法国巴黎参加的第二十六届地质大会的情况，并讲述他在会后去塞浦路斯参加蛇绿岩考察的情况。我不知道是什么是蛇绿岩，也不知道塞浦路斯在哪里，只知道巴黎是国际大都市。听完他的报告，我觉得学地质真好，可以周游世界。我生长在农村，没见过世面，我要开阔眼界。第二件事是开学典礼上，老师们教导同学们要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同学们则向老师们保证献身地质事业为荣。这时我才意识到，地质可能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高考志愿里，我没有填这个学校，我是服从分配被抓来的。但我想，地质也是大学，至少比农村好多了。不想那么多，这回要好好学习，将来国家还分配工作呢！我来自农村，吃过苦，学地质不存在什么专业思想问题。
大学期间，我学习还算努力。尽管学习成绩并不很好，但我感觉很充实。我经常去图书馆，因为那儿有很多的书。我甚至想，有些书都没人看，真是可惜。实际上，那个阶段，我有两项特别的任务，一项是锻炼身体。刚入学时，我发现我的体育课不能完整地上完，经常头晕、恶心。后来才知道，那是营养不良的缘故。但我当时想的是，可能是身体素质太差，需要锻炼。为了这个目的，我跑步、打球，慢慢提升运动量。我的篮球技术也不断提升，后来还居然在学校的篮球队打前锋，为学校的荣誉拼搏。篮球队的李一教练很喜欢我，球队的队友们也非常喜欢我，我非常享受体育运动给我带来的快乐以及赋予我的团队合作精神。
另一项是要把英语补上来。我英文底子差，中学也没学过几天，连26个字母的顺序都搞不清楚。那年高考英语按30%计分，我的成绩是25分（即得7.5分）。来长春后，学校根据学生的高考成绩分成不同程度的班，以便于教学进度的把握。我理所当然地被分在B班（同学们都称之为慢班），但我觉得自己需要努力，不能总待在慢班。我记得那是来学校不久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地质宫闲逛，突然在原二楼阅览室的背后（地质宫西侧）发现有外文书库，我好奇地走了进去。图书管理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可能是她那儿平常很少有人去。得知我是新生，她便给我详细解释如何查找自己需要的英文书籍或者文献。我以前根本就没读过英文书或者资料，对她的讲解一头雾水。她看出我的窘境，便让我进书库自己找书。这是违反规定的，因为只有教师才能进书库自己找书。
进入书库后，我第一次发现，那儿有那么多的外文书，且大多印刷精美。我随便找了本，便爱不释手，不是我看懂了多少，而是被书中图文并茂的讲解所吸引，读起来赏心悦目。管理员告诉我，可以选一本借回去读，一个月后还回或来续借。拿回宿舍后，我便认真地读了起来，同学们都拿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哪知，真读起来，还真有难度，因为生词太多了。尽管可以查字典，那进度就太慢了，阅读的兴趣陡减。看了几天后，我就放弃了。
一个月后，我带着那本书又来到了外文书库。管理员问我读得怎么样，我只好将情况如实相告。她笑着对我说，这很正常，你把书再借回去，什么时候看完什么时候还回来。看得出，她又要为我破规矩了！她还给我讲解如何读英文书籍，话里话外透着对一个青年学生的期待。闲聊中，我得知她还是我的安徽同乡。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就是学校大名鼎鼎的王世称教授。
尽管没有了时间的约束，但我反而觉得一定要抓紧时间把那本书读完，否则就辜负了人家的期望。读着读着，我发现读的速度越来越快，不到一个月居然把那本书读完了。我满怀喜悦地将书还了回去，管理员对我满是肯定，鼓励我再借。我前后借过好几本书，阅读英文的能力大幅提升。那几年，我随时出入学校的外文书库，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看。而且，书库的英文期刊也很多，我慢慢地对学术期刊也有了认识。
三、补考念博士
大学快毕业了，父母希望我能回安徽工作，这样离家能近一点。但那阶段，我慢慢知道，大学并不是终点，还有很多东西可学，上研究生就是一个选项。如果读研究生，我不仅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人，更重要的是，我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学成后还可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我对此深深向往。通过努力，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学校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我国著名岩石学家穆克敏教授。岩石学是一门研究地球岩石组成、成因与演化的地质学分支学科，我的研究方向是花岗岩。当然，花岗岩是大陆地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球区别于太阳系内其它天体的重要所在。显然，花岗岩对地质学来说极为重要。到如今，我在花岗岩领域学习和工作超过40年，从未有过任何放弃的念头。
三年硕士研究生很快就结束了。遗憾的是，那时候，地质事业开始不景气，我未能实现回家乡安徽的愿望，便留校当起了一名大学老师。留校前，我还报名了学校的岩石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但留校后，我便被安排到河北平泉带学生教学实习。差不多两个月后回到学校时，博士招生考试时间已过。我知道考试时间，但我放弃了，也没去复习迎考。因为那时，全国刮起下海经商之风，大批知识分子走出校园、走出院所，去大街上创业，读书无用是那时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我不想去考博士，免得沦为大家嘲笑的对象。但在灵魂深处，我实在是渴望能成为一名博士。
有一天，我去学校行政楼办事，正好路过研究生处。处里的老师们很关切地问起我为什么没参加博士招生考试。老师们还说，学校只有一个岩石学专业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但两年都未招上，上级部门要停止学校以后的招生了。在他们面前，我又不敢放肆乱说，只是借口实习队太忙而不能返校参加考试。为了表达我考博士的决心，我还说，我愿意为保全学校的博士点而参加补考。老师们哈哈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招生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之举，哪里还能补考，你听说过谁高考补考吗？
然而，大约一周后的一个周六上午（那时每周只休息一天），系里的秘书通知我，下周一参加博士招生考试，说省教委同意学校提出的考试方案。现在想起来，吉林省教委真的很具有开拓性，敢于承担责任，因为开这个口子是要冒风险的。我接到通知后，心情极为复杂。一方面，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来了，而且来之不易；但另一方面，也没复习，能考上吗？好在毕业时间不长，很多东西还没忘记，加之题目也不难，我也就磕磕绊绊地通过了。我不知道，全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当中有多少是补考进入的，但我肯定是幸运的一位。
四、无心插柳
博士期间，导师仍是穆克敏教授，但主要指导教师是林强教授。林老师总是告诫我，博士要创新。但创新谈何容易。现在想起来，作为一个学生，你对科学感悟实际上并不深刻，知识、阅历和视野决定了你很难进行实质性创新，但你可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创新性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你能慢慢学会创新。记得我的博士论文开题，那天系里很多老师参加了。听完我的报告，有些老师表示赞许，认为我认真阅读了大量文献，选题和研究方案均可行；但也有老师直言不讳地指出，论文的创新性有些不足。尽管非常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但它确实忠言逆耳，因为这会不断地驱使你思考你工作的价值。就是现在，在做任何一项工作时，我都要认真地问自己，这项工作的创新性究竟何在。这是我在长春地质学院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最大收获。
图1 作者（左）与林强老师（右）一起在辽北出野外
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在花岗岩熔融机制实验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我心里自是窃喜。1990年夏天，我该按期博士毕业了。为保证研究生毕业质量，学校邀请了南京大学王德滋教授（1997年当选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邓晋福教授等著名学者参加答辩。恰逢他们两位均要参加当年在长春举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项目评审会（现在的此类会议均在北京召开），我心里自是高兴。但基金评审会要7月份才能召开。那时交通不如现在，出趟差对他们来说也是大事。我只好将博士论文答辩推迟到7月份，这就意味着我要到年底才能拿到博士学位，因为6月底的夏季学位授予赶不上了。
图2 1990年，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在评审会的前一天下午进行。答辩过程非常顺利，因为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答辩结束后的晚餐上，学校研究生处的老师不断感谢校外老师对学校研究生工作的支持，并在闲聊中述及，学校的岩石学博士后流动站因为两年没招上人而面临关闭的风险。王德滋老师很关心地建议到，吴福元答辩通过后不就可以进站吗？但研究生处的老师则说道，教委有规定，博士后是流动站，必须是站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才能进站。长春地质学院只有一个岩石学博士后，这就意味着必须从校外招收人员，这对地处东北的长春来说，谈何容易！王德滋老师想了想说，你们写个报告，谈谈长春的难处，看能否按边疆地区处理，我也写个意见，然后你们去人事部博士后管委会，看能否解决。那时，吉林省只有延边地区算是边远地区。不像现在，整个东北已经和西部地区相提并论了。
事后我才知道，王德滋老师是当时博士后管委会的主任或副主任，对全国博士后的情况很为了解。就这样，我毫无准备地进入了学校的岩石学博士后流动站，继续我博士阶段的研究课题。那时候，人社部、吉林省和学校对博士后工作极为重视，给我们安排了非常好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使我能心无旁骛地静心科研。两年后，我顺利出站，也就开始了我独立科研工作的生涯了。博士后是我学术成长的重要阶段。相较于博士阶段某个方向的深入研究而言，在博士后阶段我有较充足的时间阅读多方面的资料和文献，不断拓宽我的知识面，并从更高的视野来审视以前的工作，为未来研究提供启示。
图3 1990年河北平泉野外实习教师备课（前排左2为作者）
五、贵人相助
在学习和工作的几十年时间内，我得到了很多老师和同事们的帮助。1992年，我博士后出站。当时对我出站给予何种职称，学校内部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学术成果不错，建议评教授职称，但另一派意见认为我太年轻，那时还不满30周岁，以后还可以再努力。当时学校的校长张贻侠教授力主评教授职称。倒不是因为我真的水平高、成果好，只是那时候国家刚改革开放不久，急需一大批人才，我也就顺势搭上了这班车。我记得，1992年，武汉地质学院的高山（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可惜2016年因病去世）、成都地质学院的黄润秋（现生态环境部部长），和我一起成为地质矿产部当时所属三大院校最年轻的教授。张贻侠校长主张评我教授职称的另一个原因，我想应该是让我以后潜心学术，避免精力分散。
留校后，正赶上学校承担满洲里-绥芬河地学断面的研究工作，那是学校承担的地质矿产部重点项目。此时，利用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等多学科手段开展特定地区走廊区域的综合研究，是国际上的一种前沿研究范式。为推动这一研究，校长张贻侠教授亲自主持项目。他将这个项目的综合课题交给我来主持，充分显示了学校由年轻人来挑大梁的意识与举措。通过这个项目的工作，我大大拓宽了学术视野，特别是在科研组织方面受到了很好的训练。
1995-1996年，我公派到法国进修，导师是国际著名地球化学家江博明（Jahn Bor-Ming）教授。那一年也是我科研训练最重要的一年。几乎是每天下午，江博明教授都要来我办公室，问我做了哪些事情，读了哪些文献，有什么问题和困难。特别是文献部分，他总会告诉我这篇文献出笼的背景和写作的逻辑。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些信息，这可能就是国际顶级科学家的视野和学问吧。通过和他的交流，我对所从事学科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趋势，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我进修的是地球化学专业，这是一门相对更定量的地学分支，与我原来从事的地质学有所不同。在长春学习期间，我几乎未做过地球化学实验。上大学时的普通化学实验，还是几个同学一起完成的，具体做过什么，我毫无印象。来到法国后，江博明教授几乎是手把手教我做矿物分离、元素成分分析以及同位素分离与测定等方面的实验。这一年的训练，让我这粗糙的双手也逐渐变得灵巧一些。后来调到现单位后，我被所长朱日祥院士安排去管一个地球化学实验室，我没有惧怕，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地球化学知识的丰富和实验操作技能的掌握，对我的科研工作帮助很大，它使我有了一个新的翅膀，可以遨游在学术的天空。
更重要的是，江博明教授培养了我提炼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进修期间，我主要工作是研究带过去的我国东北地区的花岗岩样品（分别来自东部的张广才岭和西部的大兴安岭）。第一次实验就发现，这些花岗岩具有非常特征的锶-钕同位素组成，与我国经典的华南花岗岩完全不同。江博明教授几乎每天都要和我讨论，这种花岗岩在全球分布如何，意义何在。最后，我们发现，这种特征的花岗岩主要集中在中亚、我国新疆、内蒙古和东北的大片区域，地质上称之为华北克拉通和西伯利亚克拉通之间的中亚造山带，代表了地球上最年轻大陆的形成。有了这些想法后，江博明教授提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国际地质对比计划，开展多国合作研究。他让我帮他整理数据和资料、准备图件和撰写初稿，然后向国际学术界同行征求意见。最终这项申请获得批准（即国际地质对比计划第420项），我被任命为中国区负责人。通过这个项目的酝酿、申请和研究，我得到了多方面的训练。特别是，如何从实验数据提炼重大学术问题，我感受至深。20多年过去了，国际地质对比计划第420项的学术思想如今仍是我国北方地质科学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
图4 1996年和江博明教授（左）在法国雷恩第一大学校园合影
在学习和工作的岁月里，我得到过很多老师、领导和同事的帮助。即使在调到现单位后，丁仲礼所长、朱日祥所长、翟明国副所长等都对我倍加照顾和培养，我非常感谢他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培养年轻人。所谓培养年轻人，不光是给帽子，重要的是压担子，在实战中锤炼，在工作中成长。
六、未完成的执念
地质学是一门研究地球形成与演化的学问。但通过10余年的学习和工作，我发现地质学只研究地球是不够的。第一，地球的早期历史在地球上并无保留，但可能在其它星体上得到答案；第二，地球只是太阳系内的一颗行星，而太阳系内其它星体的演化与地球是否相同。或者说，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显然是地质学家应该关注的问题。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实施的阿波罗计划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月球的认识，并催生了行星科学的诞生。我深深地觉得，中国的地质学家也应该有行星科学的视野，并参与到行星科学的研究当中。
为实现这个理想，我将我任主任的地质学系改名为地球与行星科学系，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的行星科学教学机构了。为搞好学科建设，系里还开设了行星地质学课程，我来主讲。前几天，我在整理物品时，偶然发现了我当年的备课笔记（编号20011012），当时讲课内容包括宇宙与太阳系、地球与内地行星、外行星、月球地质、陨石学等。尽管讲课内容不够高大上，但意识不可谓不超前。然而，在我学习和参加工作的早期年代，中国从事行星科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我只能带着遗憾，于2003年离开了我曾学习、工作和生活了23年的长春。
图5 作者在学校任教时的备课笔记
来到北京，我仍“贼心不死”。2004年，恰逢中国探月工程（通常称嫦娥工程）正式启动。借助这股东风，我开始培养行星科学方面的研究生。2017-2022年担任研究所所长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大学黄色影片
院长期间，我和魏勇副所长一起，首先将黄色影片
更名为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紧接着向有关部门建议设立行星科学博士学位点。2021年，教育部终于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设立行星科学一级交叉学科博士学位点。2019年，中国科学院大学联合国内27所高校成立了中国高校行星科学联盟，我国高层次行星科学人才培养终于走上正轨。近几年，我所在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嫦娥月球样品、天问一号火星探测方面取得了多项高水平成果，我当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深空探测能力大幅提升，与此相关的行星科学正成为当前地球科学新的生长点。目前，国内已有多所高校开始了行星科学本科生的培养。稍有遗憾的是，我当年所在的长春地质学院（现黄色影片
地学部）在行星科学方面仍安静如初，但我衷心期盼他们早点行动，后来居上。
七、结语
回想20年的求学生涯及随后的工作历程，我深感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我想说的是，人的一生并不是每一步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有时有挫折、有失败，有时是误打误撞，更有时是无心插柳，或是一错再错，但重要的是要有信念。不问收获，你将会有最大的收获。我特别怀念在长春地质学院以及后来在黄色影片
学习和工作的时光，因为是他们，把我从一个乡村农娃培养成地质学领域的科研能手。我非常感谢一路帮助过我的诸多老师和同事。现在，我唯有怀揣这份感恩之心，回报社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吴福元，1962年生于安徽庐江。1980年入长春地质学院学习，并分别于1984、1987和1990年在该校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被聘为长春地质学院教授，2003年从黄色影片
调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院长。主要从事花岗岩及地壳演化和成矿作用方面的研究，近年来着力推动我国行星科学的设立与发展。发表论文500余篇，引用10万余次，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地球科学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分别为第1和第4）。当选美国地质学会会士、美国地球化学学会和欧洲地球化学学会会士。2003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质学科评议组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重大研究计划专家组组长等。
